当代霍布斯研究方法综述(6)
到了2世纪的德国政治思想家、“纳粹皇冠法学家”施密特那里,六经注我的研究色彩就更为突出了。施密特把政治定义为划分敌友的论断,证明他关注的是国家内外之别的问题。施密特认为正是犹太思想家们抓住了霍布斯主权论断中内外之别,才导致了国家成为中立的机器,法律变得实证化,因而需要重新找回现代国家的政治性。霍布斯力图走出的自然战争状态,施密特却再一次把人类拉回了自然战争状态之中。政治就是区分敌友,“‘霍布斯利维坦概念的深刻意义’则在于,这个仅存于凡间下界之‘尘世的’和‘会死的’上帝,完全依赖人之政治行动”[22]。
同样采取“六经注我”式研究方法的还有高希尔()的《利维坦的逻辑:托马斯霍布斯的道德和政治理论》(TheLogicofLeviathan:TheMoralandPoliticalTheoryofThomasHobbes)。在该书中,高希尔别出心裁地不再拘泥于霍布斯的文本,而是综合霍布斯的主张以证明霍布斯学说体系本身的自洽性。高希尔把霍布斯看作是一个政治和道德的二元哲学家,并指出其政治哲学的核心是授权,其道德哲学的核心是义务,义务和授权的二元概念构成了高希尔分析霍布斯政治学说的基础。高希尔此类用自己的注解来解释霍布斯的学者还有许多,比如麦克弗森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将霍布斯学说定义为“占有式的个人主义”,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OriginsofTotalitarianism)中从权力的视角出发将霍布斯刻画为资产阶级真正的哲学家等。
五、结语
在北京大学李强教授看来,政治理论有其独特的意义所在。政治学的理论研究,在于寻找政治秩序,因而需要处理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政治认同、政治制度和公共政策。政治认同问题是指“个体与群体、群体之间、人类与超越价值之间的关系等”;政治制度问题是指“国家与社会关系、统治权威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政府内部之结构功能与运作等”;公共政策问题则涉及“政府在具体问题上的政策原则、目标及实施程序等”[16]。作为在现代人看来构建了现代国家主要要素的伟大思想家,霍布斯的《利维坦》包括了政治理论构建的两个主要的要素:政治认同和政治制度。由此看来,霍布斯的政治思想是综合的,并且带有现代政治的含义。不论是剑桥学派文本语境主义的研究方法,还是历史主义的、经典文本分析的,抑或六经注我一般的文本解读方法,都很难做到全面综合分析和评价霍布斯的政治理论。毕竟霍布斯的政治理论,既是对特定时代政治实践问题的回应,也从古代的政治思想那里吸收了丰富的养分,还在历史的过程之中具有了某些跨越时空的意义。霍布斯政治理论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加上后人各种各样的解读,导致了理解和分析霍布斯学说的艰难。
研究的艰难并不能成为不去研究的理由,尤其是对霍布斯这样如此伟大的思想家。各种研究方法既有其优点,也有其缺陷,迫使着我们不断寻找新的更为合适的研究方法。政治理论研究方法上的综合性和客观性,并不依赖于某些固定的不可转移的判断标准,而只能依赖于将来可能积累的随着历史前进而变化的新的标准。追寻这种新的标准就是政治学家的使命。斯金纳断言,“倘若政治思想史今后主要作为意识形态史来写,其后果之一可能是增进对于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联系的理解”[16]。其实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史应该如此。实际上,只使用历史语境主义的方法或者只使用历史进步主义的方法抑或是其他某一种方法,都很难全面地理解伟大思想家的经典理论。没有一种伟大的政治理论只是回答其作者当前所面对的实践政治生活问题的,也没有任何伟大的政治理论只是作者突然地凭空地发明或者创新。实际的情况是,任何一种伟大的政治理论既是对当前政治实践问题的回答,也是对基本政治问题的回答,而且其回答不仅会为特定时空的政治实践提供借鉴,而且也会超越特定的时空,开启永恒的思考。这种对特定问题的回答和对永恒问题的思考,既有经典作家理论推演的贡献,也有前人思考的知识背景。对霍布斯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对霍布斯自由概念的研究,应该既从文本的逻辑推演出发,肯定其理论的创新性、独特性和经典性,也要回顾其概念产生的社会和知识语境,如此方能尽可能地靠近作者的本意,并为后人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指罗伯特森、斯蒂芬和泰勒三人的三本研究霍布斯的著作,详见George Croom Robertson. Hobbes[M]. London: Forgotten Books,2015.& Leslie Stephen. Hobbe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Hobbes[M].London:Forgotten Book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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