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军标语的当代传播(2)
二、红军标语当代传播之思考
红军标语在当代的传播既有历史机遇,又有很多的现实困难。要做好红军标语的当代传播,就必须根据红军标语自身的特点,做好标语的整体保护与准确解读,并充分使用好多种媒体传播技术,使红军标语能够尽快适应当代传播状态,更好地发挥其价值。
(一)解决本体受损问题,保护好红军标语的传播形象
红军标语经过八九十年的人为破坏和自然损毁后,标语本体广泛存在着“损毁”“散佚”“胡制”与“创制”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保护好红军标语的传播形象,是决定红军标语传播效果的重要环节。
第一,解决红军标语的损毁问题。
红军标语是一部反映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的革命史书,由于革命历程的艰难曲折和年代久远,很多红军标语已经损毁或正处于损毁的危险中,四川省原川陕革命根据地辖区各地市州红军标语数量的变化就很具有代表性。该地区原有红军石刻标语逾万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普查,通南巴平四县还保存着3000多幅红军石刻标语,但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就只登记到了479幅[5]。从全国范围看,红军标语的损毁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破坏。红军走后,标语所在地区的国民党长官都会发出指令,要求“速令各县责成乡长派人随处搜寻,发现有此种标语①,即予撕去或铲除洗涤,勿稍留痕迹为要”[6]59,因此,很多红军标语在书写后不久便被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破坏。其二,自然剥蚀损毁。很多红军标语处于露天环境中,一直且正在不断地被自然力量所损毁,如刻于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县城外无影塔上的红军标语,原本六棱形塔身的每一面都刻有红军标语,但因风化较为严重,除其中一面文字现在还可辨认外,其余几幅标语都已不易辨认;再如,松潘县境内的毛尔盖地区原有上百株树的树干上都写有红军标语,遗憾的是,随着大树的生长,很多标语逐渐变得模糊,已不可辨识或难以辨识。其三,随着附着物的损毁而损毁。墙体标语是整个红军标语中数量最多也是最容易损毁的类型,大多数墙体标语附着于老百姓的私人住宅或家族祠堂,且以墨书为主,很容易随着附着物的倒塌、维修、改建以及墙体白灰层的脱落而损毁。
保护这些珍贵的红色遗存,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起科学、系统的保护体系,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红军标语的保护,并给予红军标语政策倾斜、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对于正处于损毁中的红军标语,要及时进行修复保存。在修复中,如果附着物尚且牢固,一般做局部维护即可,如禁止在附着物上钻孔、悬挂各种农作物及农具等人为损坏行为,并在有红军标语的附着物上加做防雨防晒设施。如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就将在红九军团司令部旧址发现的数十条红军标语装上玻璃框保护了起来,在条件和技术成熟的情况下,对一些已经存在严重脱落、变形等问题的红军标语,还可以使用目前壁画修复领域成熟先进的材料,采用化学的方法对墙面进行维护和加固,再将标语实行揭取、修复、加固后复贴上墙,从而使标语墙面更坚实,标语保存更持久。
第二,解决红军标语的散佚问题。
在历史变迁中,一些红军标语所在地因村落迁移、道路改道以至人迹罕至,加之被植物覆盖,所以很难被重新发现。如四川省万源市河口镇行县坪村通往石窝乡的荔枝古道旁署名为“红三十一军九十二师政治部”的一幅百余字的红军石刻标语②,由于天然崖壁环境的掩饰,直到2009年才被找到。还有一些红军标语是红军走后为避免被国民党破坏,当地群众主动藏起来的,有的藏于树林、有的藏于山洞、有的藏于墙体、有的藏于灶塘、有的藏于河底。例如,现存于巴中市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劳动法令(草案)》石刻文献,就曾被群众利用国民党修复巴中街防工事之机用于修砌防火的太平缸。可见,这些标语本来就藏得很隐蔽,随着周围环境变化以及当事人的遗忘、去世,这类标语就更难被再度发现了。
因此,应加强红军标语的普查,充分推动官方与民间力量的合作,对红军标语进行全面调查、寻找线索并核实,要尽快发现、搜救、整理散落民间、乡间的红军标语,以摸清红军标语家底,适时更新红军标语数据库。目前,江西省保护红军标语的做法值得推广和学习,该省选取了8个县(市、区)作为试点单位,将红色标语普查纳入月报制度,并分拨专项资金用于标语普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普查到的红军标语数量持续增加。[7]
文章来源:《当代传播》 网址: http://www.ddcbzz.cn/qikandaodu/2020/1016/4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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