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的现代派遗产重读夜读偶记(2)
一 术语转换与历史分期
从该文引发的争论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派”的关系并不是重点所在。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参与者大多是以中国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发言,话题也是以相关的文学史写作为中心,几乎没有提及“现代派”问题。但细读全文可以发现,“现代派”一直是茅盾参与现实主义讨论时的一个重要的潜在论辩对象。茅盾曾在写于1959年的《夜读偶记》长篇后记中做过交代:文章的第四节“古典主义与现代派”是最先完稿的,写完后“觉得应当讨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这个公式”就又“加上现在的第一到第三节”。[2]也就是说,茅盾写此文的初衷正是为了解决“现代派”问题。没有人在争论中提到茅盾对“现代派”的看法可能是和茅盾有共识而无须再议或是觉得当时没有讨论的条件。这里按照茅盾的写作顺序看他如何在文学史的脉络中定义“现代派”。
茅盾是通过对自己曾多次译介的“新浪漫主义”的深度整理转入“现代派”的。所谓“新浪漫主义”,“这个术语,20年代后不见有人用它了,但实质上,它的阴魂是不散的。现在我们总称为‘现代派’的半打多的‘主义’,就是这个东西”[3]2。查相关的历史资料可知,茅盾所说的“新浪漫主义”,也就是他在1920-1930年代介绍过的New Romanticism或Neo-Romanticism。他在1920年主持《小说月报》时曾这样描述“西洋文学”的发展史:“西洋古典主义的文学到卢梭方才打破,浪漫主义到易卜生告终,自然主义从左拉起,新表象主义从梅特林克开起头来,一直到现在的新浪漫派”[4],概而言之,“西洋的小说已经由浪漫主义(Romanticism)进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表象主义(Symbolicism)、新浪漫主义(New Romanticism)”[5]。对于 1920 年的茅盾来说,“新浪漫主义”是同时期世界文学的最新风尚。可当茅盾在《夜读偶记》里把“现代派”约等于“新浪漫主义”时,后者所承载的内容就和“50多年前人们曾一度使用过的‘新浪漫主义’”有了不小的差别。接着,茅盾又将“新浪漫主义”或“现代派”在“精神实质”上约等于“超现实主义”。这样一来,曾经处于文学进化最顶端的“新浪漫主义”的内涵也大大贬值——“逃避现实,歪曲现实,亦即是反现实”[3]2。
两次转换首先带来的是“新浪漫主义”经典作家的微妙变动:“当时(指20年代——引者注)使用‘新浪漫主义’这个术语的人们把初期象征派和罗曼·罗兰的早期作品都作为‘新浪漫主义’一律看待。”在这里,不应简单地视为一种对知识精确程度的调整——只有剪除了初期象征派历史和早期罗曼·罗兰④ 这和茅盾对象征主义与罗曼·罗兰的评价有关,后文曾提到作为“现代派”始祖的象征主义“在艺术的表现手法(即所谓技巧)方面有些前人未经探索过的成就”,而罗曼·罗兰则是当时被肯定的“进步作家”。(茅盾:《夜读偶记》,第64页)后“现代派”才能与茅盾对其历史分期的描述相适应:“……它们发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而蓬勃滋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乃至二次大战后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对文学史起讫的重新划分:原来的“新浪漫主义”出现在“十九世纪后半,自然主义文学极盛之后”并仍在“进行”中,而此时“现代派”则是用“战争”(这一不名誉的活动)和“资本主义”(冷战的另一阵营)才得以划定其文学史分期和空间范围。“战争”和“资本主义”这样的身份戳记正是为了用来支持下面的评价:“反映了没落中的资产阶级的狂乱精神状态和不敢面对现实的主观心理,——如果这样说,是科学的,合乎事实的,那么,它是不能否定现实主义的,它是只能造成文艺的衰落、退化而已!”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茅盾消解了原先的文艺思潮发展程序——也就是茅盾在《夜读偶记》一开头提到的“一个公式”: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新浪漫主义。他认为,这个公式“……表面上好像说明了文艺思潮怎样地后浪推前浪,步步进展,实质上却是用一件美丽的尸衣掩盖了还魂的僵尸而已”。由此,“现代派”不再如“新浪漫主义”那样是对“浪漫主义”的反拨,而是(假)古典主义文学“僵尸”的“还魂”,在精神实质上用“超现实主义”的“逃避现实,歪曲现实,亦即是反现实”就可以“大体上概括”[3]2-3。
经过了这么一番调整,“现代派”成为取代“新浪漫主义”的一个更为妥帖和分明的关键词——既部分地和当时评价含糊的浪漫主义撇清了关系,又在时段上连带上了经历了两次大战(“陷入绝境的”)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当时在描述资本主义阵营的情况时,常常用社会主义阵营的体制架构来投射想象,“1950-1970年代”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后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无产阶级文艺”)作为官方主导的创作方法,那么很自然地,“现代派”就是“‘冷战’阵营另一方的现行文艺形态”① 见贺桂梅:《后/冷战情境中的现代主义文化政治——西方“现代派”和80年代中国文学》(载《上海文学》2007年第3期)。1950-1970年代大量使用类似的想象和修辞模式,如袁可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文学评论》,1960年第6期)。袁可嘉在文中写道:“托麦斯·史登斯·艾略特(T.S.Eliot,一八八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英两国资产阶级反动颓废文学界一个极为嚣张跋扈的垄断集团的头目,一个死心塌地为美英资本帝国主义尽忠尽孝的御用文阀。”。这么一幅“文艺阵线”的冷战图景借助于两种“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资本主义现代派——的分立被构造了出来。
文章来源:《当代传播》 网址: http://www.ddcbzz.cn/qikandaodu/2021/0505/8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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