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的当代意义(2)
没有自在客观与人无涉的纯粹自然,自然与人须臾不可分离,自然总是打上了人的烙印的自然;人则总处于“世界之中”;自然是人“无机的身体”,人则是自然的“有机身体”。从而,长久以来被神秘化的意识,也不过“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这里不言而喻,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人脑的产物”。恩格斯对于自然的探讨,实际就是对人的探讨,因为人与自然不可分割,他对于自然科学的深切关注,饱含着对于人的深情。在人与自然关系相对恶化的今天,重温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论断,深入研究“人工自然”“生态伦理”以及“生态文明”,既有助于继承和发扬恩格斯的自然观,又能够为人类走出生态困境提供理论上的启示。
科技服务于人类
人就在世界之中,要时时刻刻与周遭世界打交道,打交道的过程就是生活。而所谓生活,无论个人还是民族,其存在的前提是物质生产,生产的水平决定了生活的水平。对于物质生产而言,一个重要的决定性要素就是生产工具,即物化的技术。技术发展的程度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水平,在这个意义上,技术蕴含着实现人类幸福生活的“善”的功能。
近现代以来,自然科学尤其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走上了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快车道。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景象,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确,社会的发展似乎实现了启蒙思想家们所期待的理性“千年王国”,黑格尔的话充分表达了这一乐观情绪:“人获得了自信,信任自己的那种作为思维的思维,信任自己的感觉,信任自身以外的感性自然和自身以内的感性本性;在技术中、自然中发现了从事发明的兴趣和乐趣。”进步与乐观成了这一时代的基本情调。然而,私人所有制所产生的异化劳动带给个人和劳动者的并非快乐与幸福,相反,随着工业(技术)对自然力的应用和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工人的生存状况却不断恶化,过度劳动日益增加,群众日益贫困,劳动者不断丧失自身的价值而“被贬低为动物”。技术进步了,物质丰富了,工人的处境却更加恶化了,科技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理想福祉,机器反而成了工人们日益厌恶甚至意欲摧毁的枷锁。究竟如何审视技术的限度?技术如何才能为善?
面对技术异化,恩格斯并没有留恋前工业时代的生活。固然,在大机器生产出现之前,自给自足的纺织工在家里,以自己的手工劳动进行相对散漫自由的生产,他们有微薄的收入,还可忙里偷闲到园子里和田间锻炼身体,或者与邻居一块儿娱乐和游戏。然而,在恩格斯看来,纺织工人的这种生活虽然“很理想很舒适,但到底不是人应该过的”,因为归根结底“他们那时也不是人,而只是一架替从前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贵族服务的工作机”。工业革命的到来“促使这种情况达到顶点,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器,他们最后剩下的一点独立活动的自由都剥夺了”。物极必反,如果说工业革命让人们体验到了最残酷最痛苦的生活,那么,这种生活也让人们开始反思技术和机器的限度以及机器生产走向“善”的可能性。恩格斯就此指出:“如果说机器也给工人带来某种好处,那只是它向工人证明了社会必须改造,使机器不再为害于工人,而是造福于工人。”
如何使技术不再危害人,进而使技术造福于人类?恩格斯不是从微观技术本身探讨其存在的技术缺陷,而是将技术作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指出技术异化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大行其道的资本逻辑把剩余价值看作生产和交换的唯一动力,进而以私产制度和资本为基础,建构了可以获取巨大剩余价值的现代技术体系,而无视技术发展引起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也即生态恶化与贫富差距。如果要想克服这些问题,仅仅“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的一致”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强调“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技术异化的社会根源。只有共产主义这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质言之,制度变革与社会改造是消除技术异化的根本方式。这意味着,新时代大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理论遵循,更是让技术服务于人类美好生活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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