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语言的当代建构(2)
第一,表现为借鉴与融合西方形式构成因素的笔墨新形态。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西方的绘画技法和观念冲击着美术界,并带来了视域的开阔,中国画也面临着新时期的发展。从“星星美展”、乡土美术到85美术等文化思潮,都唤起了中国画家们对自我及个性表达的意识,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被不断地拓展,笔墨内涵也更具包容性,已非传统的笔墨含义,它呈现了不同时期、不同的文化生态下的不同样貌。
卢沉和周思聪作为其时承前启后的中国画发展的中坚力量,率先迈出了现代革新的步伐。他们在1980年开始创作的《矿工图》组画,成为其时形式语言创新的突出代表。其笔墨由早期的书写性转变为书写与制作相结合,在沉涩的线条勾勒基础上,辅以墨色皴擦渲染。笔墨多了些制作性地控制,少了些自由挥洒。其作品以分割、夸张的意象性造型、平面化空间处理的方式,打破了传统的中国画构图、空间营造和笔墨表现,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又极具时代气息。它同时带来的是对审“美”的重新思考和理性判断,涉及笔墨与造型、空间、观念与意蕴的新形态构建。此外,尚有众多画家也对笔墨作新形式的尝试,如石虎的《非洲写生》作品,杨力舟、王迎春的《太行铁壁》、田黎明的《碑林》等作品,都在笔墨语言的表达上作出自己的新探索。
第二,表现为笔墨语言对传统文化的寻源与汲取。在中西融合的过程中,部分艺术家害怕中国画被同化,希望能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并能体现出时代性。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他们开始转头回望传统,希望从传统文化中找到能与之抗衡,具有民族典型性及独特性的文化元素,以此来复现宋之前民族绘画中的雄强与博大。他们把目光看向西北地区的汉唐文化、民间美术、原始艺术等,敦煌壁画、彩塑、石刻、彩陶、青铜器等都成为他们可汲取的文化资源。
周韶华自80年代初先后创作了“大河寻源”“梦溯仰韶”“汉唐雄风”等系列作品。其代表作《黄河魂》以新颖的背光剪影方式,把传统石刻与奔腾的黄河相结合,既体现了雄强的民族气息,形式上又具现代性。贾又福则把目光看向能体现北宋山水博大气象的太行山,其《太行山》系列以笔墨表现出一种崇高而厚重的力度,同时又有当代人的视角和特点。朱振庚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以民间美术为滋养,充分运用其独特的造型、色彩及技法,与传统笔墨相互融合,提炼出简练而极具感染力的笔墨表现形式。易英曾评述美术界重新关注民间美术和原始艺术的现象,“一个是站在现代艺术的立场上,从民间艺术中挖掘原始的力量和稚拙的美;一个是为民间艺术披上传统的外衣,来抵御现代意识和西方现代艺术对当今画坛的冲击”。③艺术家对于汉唐文化、原始艺术、民间美术等传统的回溯与关注,体现了他们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的立场和态度,以及为笔墨语言的现代化而作出的不懈努力。
第三,笔墨语言的多元发展与品评标准的多元化。自20世纪90年代关于笔墨的大讨论后,中国画开始呈现向传统的理性回归及多元的发展态势,画家们努力克服西方文化的强大影响,竭力保持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特性。对水墨的多元探索就是在这种语境下涌现的,其探索的方向有回归传统笔墨、融合中西的学院派水墨及现代实验性水墨。它们都各具特点,共性在于基于笔墨的拓展和民族文化精神的表达。如刘进安象征性、写意的笔墨语言运用、周京新的水墨雕塑、田黎明的都市没骨表现等,都在笔、墨、色等方面拓展了笔墨的现代表现形态。
笔墨问题一直是郎绍君关注的焦点,他提倡要尊重水墨的多元化,要“以非笔墨标准如立意、传情、造境、空间处理、形象塑造、抽象表现、色彩个性、观念表现等等进行具体衡量,才是合理的态度”。要重视传承传统中国画“标志性”的纽带作用,发挥中西融合中国画变革的“带动、调解和牵制”作用,并通过实验性笔墨的多元探索,来“昭示出中国画的边界与越界”。④因此,虽打破传统“以书入画”的统一笔墨标准,允许评价标准的多元化,但笔墨仍是中国画必不可少的语言因素。通过对笔墨语言的多元尝试,来对笔墨的内涵和形式作新的诠释和拓宽。
三、结语
石涛语“笔墨当随时代”,由笔墨可见民族的时代精神、文化习俗及境遇变迁等,这也是魏晋、唐、宋、明的绘画各有千秋的迷人处。传统笔墨在时代的更迭中不断发展,即使遭遇异域文化的“入侵”,也常以强大的包容力,化之为民族化的新形态。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关良等留学欧美、日本的大家,都有着扎实的西画背景,但后期都不约而同地拿起了毛笔,表现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和归属。
文章来源:《当代传播》 网址: http://www.ddcbzz.cn/qikandaodu/2021/0627/8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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