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典籍英译本在西方的当代传播研究以道德经(2)
2.《道德经》国内译者英译本在西方传播状况分析
国内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国人译本,如胡泽龄的《道德经》译本(1936 年,成都出版)、吴经熊的《道德经》译(1939年出版)、林语堂的《老子智慧》(1948 年,美国纽约出版)、初大告的《道德经》译本(1959 年,出版于英国伦敦)、杨有维和艾米斯的《老子注译及评介》(1977 年,出版于中国台湾)、辜正坤的《老子道德经》(1993 年出版于香港,1995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汪榕培的《英译老子》(1991年,辽宁大学出版社)、许渊冲的《老子道德经》(2003 年,出版于北京)等(姚振军,2010)。
中国学者翻译的《道德经》在亚马逊排名极其靠后,几乎无人问津,能够搜索到的华人译本多为林语堂译本和刘殿爵译本。笔者发现,林语堂和刘殿爵二人皆有长期的海外生活经历,对中西文化有深入了解,英语熟练程度接近本族语者。因此,二人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转换上会更加自如。从二人的译本出版情况来看,林语堂的《道德经》译本于1948 年出版于美国,刘殿爵的《道德经》于1963 年在香港由著名的出版机构企鹅出版社(Penguin)出版,二人的译本皆由海外出版社出版,大大增加了译本与西方读者见面的机会。在个人的海外生活经历、对西方的文化了解、对英语的认知与运用能力等方面,其他国人译者与二人存在较大的差距。此外,国内译者的译本出版机构大都为国内出版社,大大减少了与西方读者交流的机会。国内译者与西方译者相比,较少被西方读者发现和青睐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其在西方受众生活中知名度不如西方译者。Stephen Mitchell、Dr Wayne W.Dyer、Ursula K.Le Guin 等译本销量在主要英语国家始终排在前十。这些译者都是畅销书作家,如Ursula K.Le Guin 就是美国科幻小说畅销书作家,他们拥有大量的读者粉丝群,经常通过各种媒介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在读者中早已有很高的知名度。
二、中国典籍对译介与传播的策略探讨
根据上述讨论,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典籍对外传播与译介是一个复杂和微妙的过程,我们至少需要做到如下几点:第一,我们需要深入了解西方受众的接受心理,典籍对外译介与出版要注重采取选择性。《道德经》承载着深刻的生活哲学,具有比《圣经》更加生活化和实践性的普世价值,弥补了西方文化缺陷,故我们对中国典籍的对外出版选择应该注意针对性。我们不妨将与现实生活更加接近,实用价值更高的典籍作为对外译介的优先选择,当更多西方受众对中国文化理解不局限于饮食、武术等文化时候,他们才会逐渐改变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并真正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此时,我们再选择更多的典籍翻译出版会更容易得到认可。第二,译者对西方文化与生活的深入体验与了解,以及对目的语语言运用的熟练程度对译本的可理解性和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仅仅有一定的外语能力和文化素养是不够的,译者在西方受众中享有的地位和声誉同样不可忽视。第三,与西方出版社合作与大力宣传是中国典籍译本对外传播不可忽略的环节。译本通过西方具有一定声誉的出版机构出版发行,即是对译本自身的地方化包装,利于缩小译本与受众的距离。第四,选择西方受众熟知的译者。国内译者在短期内很难取得像林语堂、冯家福、刘殿爵在西方受众中的知名度,故我们应选择对中国典籍文化有深入研究,同时在西方读者中又享有很高声誉的西方汉学家参与中国典籍翻译。第五,采取不完全翻译的阐释性策略。我们的目的是要传播中国文化典籍中蕴含的中国文化和东方智慧,故可以改变原作的体裁和叙事风格,采取有趣的故事讲述、纪录片或电影等音影形式,将典籍文化融入西方受众喜闻乐见的中国饮食文化、武术文化中。通过直观有趣的影像、声音等模态进行传播的多模态叙事风格可以克服原本外语难以翻译的困境。
三、结语
中华典籍海外译介和传播需要从读者、出版界、营销等多个视角进行多方位深入研究,对中华典籍翻译方式和模式的讨论也将对中国文化对外翻译理论和实践具有创新性的建议和启发,为中华典籍文化对外传播政策与策略制定提供了客观的现实依据。总之,仅仅依赖以上任何一种渠道都难以取得我们预期的传播目的,需要我们综合运用多种译介与传播策略,方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1]潘衍习.让全世界了解伟大的中华文化[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01-15.
文章来源:《当代传播》 网址: http://www.ddcbzz.cn/qikandaodu/2021/0224/6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