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播中的困境(3)
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播,数量不足,且存在传播价值“过宽”和“过窄”两大问题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中,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对器物层面的文化传播较多,而在制度、精神层面的文化传播中,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说,都显得不足而窘迫。由此,无论在对内传播,还是对外传播,一提到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脑海中就能够闪现出一些传统文化外化的符号、风貌、器物,却总有一种“难以名状”之感,难以搞清楚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传统文化对当代生存和生活的影响是什么,传统文化之于当代人的珍贵贡献是什么,等等。特别是在国际传播中,就中国形象的塑造而言,海外受众可以接受或者能够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器物,却不一定能够接受中国的制度和精神层面的文化。
不仅在传播数量上缺乏,在传播质量上,在具体的制度和精神文化的内容传播中,也出现了“过宽”和“过窄”的两大问题。“过宽”的问题是,似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无所不包,列举出成百上千个散点不是问题,但“过多就是过少”,中国传统制度和精神文化因此面目不清,难以被清晰认识,也便难以被深度认同。“过窄”的问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中,诸多的传播内容虽然各有不同,但最终都往往指向一个“古”字,让人总是感到只要是那些“旧的”“老的”就是传统的制度和精神文化。如此,一“古”拒百“新”,自然让当代人对它产生巨大的距离感、疏离感甚至排斥感,最终导致人们对传统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敬而远之”。当然,在上述现象之外,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播中,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例如,在文化展示特别是对外传播中,过于注重我们的文化累积了千年的灿烂,却缺乏展示传统文化正在释放的当代活力与功能。
我们需要在保证器物文化传播数量的基础上,着力提升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播数量
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力,十分紧迫,也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而剖析现阶段存在的困境应该是解决问题的起点。我们需要在保证器物文化传播数量的基础上,着力提升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播数量。当然,数量只是一个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对内传播还是对外传播,都需要大幅提升现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从“认知”到“认同”的过程,从而实现深度的有效传播。而在当代传播中寻找“恰当的形式”和“恰当的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
恰当的形式。我们需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典型、正向、千年传承的核心内容,通过恰当的提取、包装,转换为适合当代传播的形式,借助当代传播中的诸多手段,打造为切合当代人口味、符合当代人需求、易于当代人认知的文化。从文化出发也终于文化目标的手段,如经济手段、新媒体手段、符合转型期社会心理的手段、符合青年人心理的手段等,均可加以利用。
恰当的价值。我们需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典型、正向、千年传承的核心内容,通过恰当的汇流、拓展,借助人类共通语言、人类共通体验和当代表达方式,熔融为适合当代人自觉摄取的文化和价值体系,熔融为与人类社会同向而行的文化和价值体系,熔融为易于当代地球村民接受和共享的文化和价值体系。相比于西方,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传播,长期处于散点传播的状态,致使中国价值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常常是面目不清的。在未来,我们有没有可能厘定出数量不多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殊的当代贡献的价值,如“大同之道”的处世宏旨、“君子之道”的处世秩序、“中庸之道”的处世方法、进行经当代化改造了的“聚焦传播”,这个问题值得探析。当然这些对策都需要在合理合适的“度”的拿捏中,不断摸索前行。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校长,教授、博导;中国传媒大学《现代传播》责任编辑刘俊对此文亦有贡献)
文章来源:《当代传播》 网址: http://www.ddcbzz.cn/qikandaodu/2020/1015/398.html